我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发于2023.4.3总第1086期《我国新闻周刊》杂志

云冈石窟榜首窟的东边有一个小山坡，大部分时分游人罕至，较为喧嚣。那里现在放置了一块形似山峰的岩石，石前有一方黑色的石碑，上面镌刻着两行字："山间的小溪总是喧嚷，许多的大海从不喧嚣"。

这是闻名考古学家宿白的墓，2018年他在北京逝世，三年后，骨灰安葬于此。云冈研讨院院长杭侃是宿白的学生，他告知《我国新闻周刊》："(逝世之后)那个时分，许多宿先生作业过的当地都想是不是能够葬在(自己)那儿。后来他的子女决议葬在云冈，由于他的石窟寺研讨就是从云冈开端的，他的几篇代表作都是关于云冈的，他榜初次办全国石窟寺考古人员培训班也是在云冈。"

1942年，还在大学读书的宿白就在一次假日游历中，被云冈恢宏的崖刻大佛深深招引。1947年，在北大图书馆兼任编目作业的他，收拾善本时偶尔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这是1147年金朝皇统年间撰刻的一篇文字，记载了云冈石窟的前史和重修状况，原碑早已轶毁，拓本也不复存在，元末《析津志》抄写过此碑铭，但并未刊印，明初编《永乐大典》时又抄写《析津志》文字，后毁于庚子之役，幸而光绪年间缪荃孙的抄本将这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1950年，跟从雁北文物勘测团的脚步，宿白又到云冈石窟进行了实地勘测。次年，结合已有的考古作用，他写出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后经重复修改于1956年榜首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宣布。这篇文章重建了云冈石窟的年代体系和后期的营建前史。

尔后几十年，宿白一直坚持着对云冈石窟的重视和研讨，连续宣布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方式"的构成与打开》等文章，不只对云冈石窟的艺术特色、前史背景等做了全面论述，并依据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款式对洞窟的分期进行了划定，一起还提出"云冈方式"理论，一举确立了云冈在我国石窟寺前史上的关键性含义。

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宿白的研讨也为云冈石窟研讨敞开了一个全新阶段。正如杭侃所说："以往的研讨更多地倾向于美术史、艺术史，宿先生之后则首要是从考古的视点去做研讨。"

我国石窟寺的前史上，云冈其实并不是最早的一处。

自公元前三世纪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奉释教为国教后，至公元一世纪佛像鼓起，然后打开出了石窟寺。汉代时释教经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石窟造像艺术也跟着来往不停的驼铃声东渐，最早落地生根在今日的新疆区域。大约开凿于三世纪的克孜尔石窟，是我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

克孜尔之后，石窟沿河西走廊才进入华夏内地。唐朝时，皇帝两度入蜀避祸，政治经济重心一度南移，石窟的火种又传入巴蜀，以致西藏。"咱们一般把(我国)石窟分红四个大区，新疆区域、华夏北方区域、南边区域——首要是现在的四川重庆还有江浙一带、西藏区域。"杭侃说。

依据2021年打开的全国石窟寺专项查询计算，国内现在保存有近6000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在如此巨大的规划中，云冈之所以位居四大石窟之列，享有盛名，不只在于它是新疆以东最早呈现的大型石窟群，也是榜首座开凿于首都的皇家石窟，更由于在它那些大大小小的佛像上展现着北方游牧民族华夏化、西来像法我国化的演进进程。云冈石窟的呈现，使我国石窟寺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而宿白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方式"的构成与打开》一文中指出，"东自辽宁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方式的踪影，乃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窟前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规划之广及其影响连续时刻之长，都是任何其他石窟所不能比较的。"

公元398年，拓跋珪打败后燕入主华夏，定都于平城(即今山西大同)，正式称帝。他既好黄老，也读佛经，曾下诏在京城为沙门始建佛塔、佛殿、讲堂和禅室，还把赵郡沙门法果引起京师，"认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依旧道佛二教并奉，从京城到各地广设佛像，还命沙门"敷导风俗"。比及太武帝拓跋焘掌权时，灭掉了释教兴旺、塔寺甚多、和尚工匠许多的北凉，使凉州释教东传，北魏释教迎来了昌盛期。

虽然在拓跋焘一致北方之后，也曾产生过我国前史上榜初次废佛事情，但文成帝拓跋濬甫一登基，便下诏复法，释教反而以更大的气势打开起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他看到了释教的有利于控制的一面。"杭侃说，由于北魏是鲜卑族树立的政权，使用宗教控制华夏必定程度上是一种必定。

太武帝废佛期间，僧侣或惨遭坑杀或出家保命，一位法号昙曜的和尚却一直贴身穿戴法服，死守崇奉。复法今后，昙曜被任命为沙门统，他即向文成帝提出凿窟雕佛的主张，得到答应后于公元460年，带领一众石工在平城以西三十余里的武州山砸下了开凿石窟的榜首锤。

《魏书·释老志》记载，昙曜"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昙曜五窟。现在学术界将这五所洞窟编为第16~20窟，坐落石窟全体的西区东侧，这儿天然断崖较高、斩山作业量较小，是最利于开凿的地段。

五所洞窟的全体设想和设计方案均出自昙曜自己，他自凉州而来，了解西域佛影窟的形制，所以将旧例作为学习，并融入自己的幻想。虽然如此，昙曜五窟中仍保存着显着的异域风情，能够看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子：比方标志性的第20窟 "露天大佛"，肉髻挺拔、长眉细眼、高鼻深目、嘴角上翘、蓄八字须，赋有西方人种特征，体现了印度佛像艺术中保存的希腊痕迹；穿着也与印度佛装款式类似，内著僧祇支，络腋边际有联珠、忍冬纹饰，外着袈裟，袒右肩，其上刻有厚重衣纹，似仿毛质衣料。再比方，第18窟主尊大佛东侧的十位弟子，高鼻深目、毛发弯曲、脑门后倾、颧骨杰出、下颚显着，均为典型的西洋面孔。而在窟形上，这五所洞窟皆为大像窟，半圆马蹄形、穹窿顶，显着遭到印度礼拜窟支提的影响。

昙曜之后，开凿没有中止。从465年到494年，中区及东部的一部分又开凿了五组双窟及若干小窟。此期石窟平面多作方形，有前室，有的窟中心立塔柱。窟顶多雕平棊，龛有上下重龛、左右对称式和屋形龛等。造像体裁多样，大像削减，开端呈现尘俗供养人队伍。

这是云冈石窟最为昌盛的时期，呈现出了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绘的恢宏之势："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也是跟着北魏的逐步汉化而在石窟造像上开端体现出本土化趋势的时期：比方第8窟后室南壁明窗西侧壁的菩萨像，开端呈现出汉人的面部特征，鼻头小而圆、眼窝扁平、面相丰盈；被称为"音乐窟"的第 12 窟，在许多伎乐手持的乐器中，既有龟兹的五弦、西亚波斯的竖箜篌、天竺的梵贝，鲜卑的羌笛、羯鼓、胡笳、琵琶等，也有华夏的筝、排箫、横笛、琴等，并且这些起舞飞天的伎乐根本没有显着的性别特征，与印度的男女双飞天形象截然不同；服饰上也逐步汉化，第 5 窟佛像已身着褒衣博带式佛装，第 6 窟则仿照汉式皇室贵族衮冕发明出全新的服饰，外衣为广袖汉式长袍，袖口宽广、长垂至膝，衣襟为左衽、领口开至胸前，装点有缚带，下装长裙，衣摆宽松潇洒、垂至脚踝、褶纹堆叠；石窟的形制则开端吸收汉式修建特征，外立面如"正面六间木构修建"的第9、10窟，最早呈现了仿木结构窟檐及屋形龛等。除此之外，据杭侃向《我国新闻周刊》解说，"包含佛传故事、装修纹样的布局，(也)很简单让人联想到汉画像石的构图方法" 。

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已开凿了34 年的云冈石窟作为皇家工程宣告完毕。但民间仍在西部山崖上凿刻，又增添了许多不成组的中小窟。这些石窟的雕饰愈加精巧，龛楣、帐饰日益冗杂，造像衣服下部的褶纹也越来越堆叠；法像更娟秀脱俗，佛细颈削肩、神态飘渺，菩萨娟秀飘逸、孤僻脱俗，完全契合我国人对神仙的幻想。至此，我国前期释教艺术改梵为夏的前史进程也得以完毕。

不过随同迁都，云冈石窟也逐步陷于式微，至北魏后，历朝仅以补葺为主。有唐一代，因受多方面要素的影响，云冈未再有大项工程；辽金时期的首要工程限于大规划修整；到明代时，石窟几近旷费，寺院修建也被焚毁；清顺治八年，木构窟檐和寺院得以重修，康熙皇帝还曾为云冈寺御书匾额"庄重法相"，乾隆年间亦对石窟有所修葺。

"大同这个当地处于农牧交织带，它的生态是软弱的，经不起大的耗费。迁都之后，天然就不再那么富贵。而开窟特别开大石窟，必定是要有经济根底的。"杭侃说，云冈石窟的陵夷背面有着多重要素："另一方面，不一起期的崇奉会有不同的方式，宋代今后释教更多的民间化、尘俗化，国家也不再把开窟造像当成一个凝集社会一致的手法。此外，到辽代时现已没有当地开窟了，所以像第11窟中辽代补凿的造像只能使用没有完结的壁面。"

近代含义上的从头发现

到二十世纪初，历尽千年沧桑的云冈已满目荒芜、破落，延绵一公里的窟群被前代的军堡残垣分隔东西，东部洞窟崩塌、颓丧，西部洞窟则为民居、马厩占用，中部孑然独存的石佛古寺，香客寥寥，不再是众善趋鹜的清修名胜。直到1902年，一位名叫伊东忠太的日本工学博士意外地踏足，云冈才在近代含义上被从头发现。

此前一年，伊东忠太带领日本查询团，对北京紫禁城进行过为期两个月的查询和测绘。这次重回我国，游历至大一起，他从当地知县口中得知城外向西三十余里的城外有一处石窟寺，所以当即借阅县志，查找相关记事。来日天不亮，他便动身前往云冈，当恢宏的遗址展现在眼前时，顿时"欢欣雀跃，手舞足蹈，手足无措"。回到北京，他将这趟旅程写作《云冈游览记》，几年后又宣布了《北清修建调査陈述》《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将云冈故迹面向了海外学术界的视界中。

伊东忠太之后，大村西崖、松本文三郎、木下杢太郎、木村庄八、常盘大定、关野贞等一批又一批日本学者直奔云冈而来。法国汉学家沙畹、瑞典学者喜龙仁也到过云冈，为石窟留下了最早的查询和拍摄材料。云冈石窟由此声名鹊起，成为修建学界和美术学界的一大巡礼地。

1938年至1944年，日本东方文化研讨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讨所前身)的学者长广敏雄、和水野清一等人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一次全面查询、记载及实测作业，并开掘了窟前和周边的部分修建遗址。七年时刻里，他们获取了许多宝贵的一手材料，包含相片、拓片和手绘的实测图。1945年后，长野等人对云冈石窟的查询停止，开端着手收拾材料和编写陈述。1951年到1956年，他们连续刊布了16卷32册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我国北部释教石窟寺院的考古查询陈述》，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刻里关于云冈石窟最为全面体系的查询陈述。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步成为一门显学的进程中，也不乏我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宣布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前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宣布《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初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维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查询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体现的北魏修建》，从修建专业视点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修改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宣布《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书《大同云冈石窟寺记》……仅仅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我国学者的研讨虽然具有必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满足全面而精密的理论体系。因而与许多奇迹研讨类似的是，云冈在我国，云冈研讨却在海外。

所以，当宿白在1978年以一篇《云冈石窟分期试论》推翻了日本学者的分期和方法论，从头划定了云冈石窟的三个时期与相应的形制与造像特征，从根本上改写了云冈研讨的根底时，日本学界天然无法克制。1980年和1981年，长广敏雄先后宣布《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和《云冈石窟之谜》两篇文章，对宿白的研讨进行了剧烈辩驳，乃至质疑其所选用文献的真实性。

所以，宿白在1982年特意宣布《<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讨——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评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一文，答复长广的质疑，并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真实性做出阐释。在谨慎的证明面前，长广敏雄终究供认："从文献学视点动身，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契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供认这种分期论。"

至此，以宿白为代表的我国石窟寺考古成为了国际云冈研讨范畴不行忽视、无从绕过的一支重要力气。考古学家徐苹芳有一句话点评宿白的创始含义："丢盔弃甲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我国石窟寺研讨的年代现已完毕，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我国前史考古学家所创建的我国石窟寺考古学现已树立。"

探寻、抢救与预防性维护

经过多年堆集，我国现在已成为云冈学研讨的重镇。2019年，二十卷本的《云冈石窟全集》出书，成为迄今为止最完好、最威望的云冈石窟印象谱系材料。

在这套全会集，除了全景式展现了一切石窟群的雕琢内容，价值特别杰出的还在于对每次考古作用的发表与收拾。而这些作用，许多都来自短短五十年之内的开掘与研讨。云冈研讨院前史与民族融合研讨中心主任王雁卿向《我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长广敏雄、水野清一在三四十年代所做的考古查询，环绕云冈石窟所做的较大规划开掘一共还有四次。

1972年到1973年，合作石窟的加固修理，第9、10窟前庭和前室上方渠道进行了一次收拾。

1987年，在修理加固工程中对第5窟山顶东侧小山沟西的一些隶属小窟行进行了考古开掘，收拾出一处辽代厅堂遗址，内有地灶、火炕的僧房遗址和水池遗址。

1992年至1993年，合作"八五"工程，窟前地上进行了一次全面收拾。其间作为云冈规划最大的洞窟、也是半途罢工的大型洞窟之一的第3窟，发现了北魏以降开凿石窟遗留下的未竣工的岩基地上、唐代收拾的窟前地上及构筑的台基、金代修建的殿堂修建遗址的夯土柱基等遗址，被评为"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8年，与防渗水工程同步进行的初次窟顶开掘。2010年第2次开掘。2011年，第5-6窟顶发现又一处北魏辽金塔院式寺院遗址，以及包含铸造井台比特网和熔铁炉遗址的辽金铸造工场。这是国内现在保存最完好的辽金时期的铸造工场，对研讨《天工开物》和冶金铸造史以及宋辽金"失蜡铸造法"都有重要价值，因而获评"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而从这些进程中不难看出，每一次考古都是随同石窟的维护作业打开的。这是石窟考古的一大特色，由于开掘不行避免地具有必定的损坏性，历经千年的洞窟已十分软弱，只能跟从维护进行一些作业。

这种状况在未来或许会产生少许改变。一方面考古和维护的技能会不断得到更新，更重要的是对待石窟遗产的认识正在产生根本性改变。2021年2月，专门担任云冈石窟维护、研讨与管理作业的"云冈研讨院"挂牌建立，院长杭侃称："曩昔以维护作为最首要的功能，所以许多当地都叫文管所、文保所。研讨院建立的一个很大改变是，维护和研讨偏重，乃至研讨要放在十分杰出的方位。"

差异于墓葬等地下遗址，石窟考古需求统筹郊野考古和洞窟考古两个部分，一切考古发现都与洞窟自身相联系。因而，杭侃一起着重："曩昔咱们根本上重视的就是洞窟自身，现在咱们要结合开掘，去考虑云冈石窟不一起期的景象。"

"咱们正在尽力复原出不一起代的人们在这儿的一切活动轨道，进一步探究云冈石窟的奥妙。" 但机会与应战是并存的，王雁卿告知《我国新闻周刊》，由于云冈石窟自开凿之后一直处于频频的活动之中，所以地层损坏严峻，比较保存略好的云冈石窟山顶释教寺院遗址，窟前遗址损坏严峻，考古陈述编写作业有很大困难。

虽然一切文物都是有生命周期的，但比较能够发明微环境加以维护的小型文物，暴露在天然环境中的石窟，所面对的威胁要更多也更难以反抗。云冈研讨院石质文物维护中心作业人员孙波告知《我国新闻周刊》，除了人为的损坏，影响石窟的不安稳要素首要还触及三类："一个是物理性的，本来山体是一个全体，后来工匠把它掏空了，从结构上来说就失稳了；一个是化学性的，比方大气粉尘、降水；一个是生物性的，比方有些动物在洞窟里边筑巢，一些小动物在佛像上攀爬，还有一些树木的根劈作用。"

其间，水害是最为严峻的检测。大气降水会对石窟外立壁形成直接的冲刷，并透过山体累日浸透，一起或许导致地下水上升；窟表里温度改变导致的干湿替换会呈现许多的凝结水；水中的盐碱等成分也会加快石窟的风化。并且水害的损坏力不只停留在佛像外表，而是会涉及到整个岩体。

因而从1961年国务院发布云冈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维护单位开端，相关维护和补葺作业一直得到高度重视。1960年代，针对洞窟普遍存在的裂缝、崩塌、石雕脱落等问题，率先在第1、2窟选用锚杆牵拉、环氧树脂灌浆粘接和传统加固技能进行实验；1973年，周恩来提出三年修好石窟的方针使命，随后大规划的抢救加固工程打开，根本处理了洞窟安稳性问题，最大极限坚持了石窟原貌；1990年代，"八五"维护工程经过下降和硬化窟前地上、修建第7、8窟维护性窟檐及山顶防水排水设备等归纳手法管理水害，获得开端作用，2002年防水工程发动，历时五年处理了西部窟群的严峻渗水问题；2012年起，五华洞危岩加固、彩塑岩画修正、地上雕琢遗址展现、维护性窟檐建造等又连续完结。

在此进程中，维护作业也得到了逐步深化，从抢救性向预防性改变。1999年云冈石窟发动国际遗产的申报，次年便开端拆迁山门前修建、建造广场等。而跟着2001年申遗成功，周边环境归纳管理更全面打开，不只搬迁了邻近的一镇六村，还新建了5万多平方米配套修建和设置，打造了全新的封闭式景区。

其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09国道的改线。109国道曾是大同市区通往云冈的仅有公路，作为闻名的"煤都"，运煤车辆也经此络绎不停地驶向省外。而这条路间隔石窟只要350米，许多扬起的煤灰粉尘附着于石窟之上，给佛像披上一件件"黑袈裟"，装满煤炭的载重卡车带来的轰动，也对岩体安稳形成了影响。1998年，109国道全长26公里的云冈段实行了改线，以2.3亿的投入将问题铲除。

来源:版权归属原作者,部分文章推送时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益烦请告知，我们会及时删除。